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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养费完全脱钩。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30%到40%返给了乡镇,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杨支柱告诉记者,“一些地方80%至90%的收入都留在县级以下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要不然这种得罪人的事没人干。”据了解,《山东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省、市地、县(市、区)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也就是说社会抚养费85%的使用权归县级计生委,只要求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怎么花谁也不清楚。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性质,所以最好就是干脆撤销社会抚养费。”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记者说。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所辖5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07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贤对记者表示,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60%都达不到,难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人口负担论站不住脚公开数据表示,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正当性在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过高,有必要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节。然而受访专家一致对记者表示,30多年严厉的强制计划生育已经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问题,现在到了急需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十余年长期跟踪调查北京市人口生育意愿,她的调查研究显示,“北京市被允许生育二胎的双独生子女家庭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约四分之一。”“经济实力、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有父母帮助照顾孩子成为决定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马小红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竞争的加剧,生育率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这应该是人口学领域的公论。”她认为,中国现在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一定会有多大增长,但如果不放开的话,生育率毫无疑问将会继续走低。对于今天的低生育率得益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观点,何亚福向《投资者报》记者指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支柱认为,计生部门往往人为提高出生率数据,夸大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日本、韩国生育率降到了1.2至1.3的水平后,都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政策。好在,即使在计生委部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4月24日,人口问题专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在京表示,“放开生育控制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迫在眉睫。如果现在政策不马上改变,2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将非常严重,中国社会将不堪重负。”
图为小华手中拿着上十张信用卡【导读】小华(化名)热衷于彩票,本想在网上买彩票中奖,没想到两年下来不仅没致富还变成“卡奴”刷卡透支达16万,到如今还背负着7万多元的透支金额无法偿还。除了饱受银行催账短信的轰炸,他还被公安局经侦大队调查。昨日,小华幡然醒悟后向本报记者表示,他向亲人举债还清信用卡后将彻底告别彩票。今年30岁的小华是一名来自山东的“80后”,2006年从华农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因耳朵听力不是很好,多年来换过至少3次工作,这也使得他一直没有丰厚稳定的收入。如今,他每月约有2500多元的收入,每月花600元在南湖大道旁与人合租了一处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小华与未婚妻同住一间,他的朋友住在另一间。记者在小华的住所看到,这里装修陈旧而且凌乱,唯一值钱的家当就是电脑。采访中,小华向记者展示了厚厚的一叠信用卡,约有10余张。他说自己还曾剪碎过七八张已经还清的信用卡。网上买彩变成“卡奴”大约在2009年9月,小华对买彩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方便,他选择使用信用卡在网上购买。也就是从那时起,小华开始不断申办信用卡。记者从小华的网购记录中看到,不到3年的时间,他购买了15.9876万元的彩票,几乎每天都会投注,少则几元,多则几百元。令人失望的是,几年来只赚过2万元。小华坦承自己是“蚁族”,现在还是标准的“卡奴”,仍欠着工行6万元和交通银行1万余元,因为逾期还款他将额外支付至少1万元的罚息。即使他和未婚妻全部收入还债都还不够。小华反思自己的这段经历说:“网络和信用卡结合后就变得有些虚幻了,在网上信用卡里的透支金额就是一个数字,好像与我无关,但是大量的资金投进彩票,却给自己下了一个大大的圈套,我被死死套在了里面,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遭双重打击幡然醒悟在今年2月份之前,小华就不断收到银行催账短信和账单,但他一直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春节期间未婚妻的母亲胆囊炎急性发作需要用13000元的手术费,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小华发现自己帮不上忙,这才开始反思自己。今年3月份,小华又收到了一份来自武汉市公安局经保处刑侦大队的调查通知,该通知称小华欠光大银行9176元,多次遭催收仍不还款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如果继续拖欠警方将立案调查。收到通知后,小华不得不前往经侦大队说明情况,此时又得知警方还向自己的山东老家发去了同样的通知书,在面对警方、银行、家人的三重压力下,小华向多名同学借钱,七拼八凑后还清了这笔欠款。经过了这两件事,让他彻底醒悟,他决定和彩票、信用卡划清界限。小华称,彩票是种以小博大的游戏,经常有宣传称某某以2元买中了百万大奖,但这种一夜暴富的例子看起来很美,实现起来却并不美,对一个刚走入社会不久的80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梦想甚至有些荒诞与残酷,“不到3年的时间,我输掉了16万,这原本是可以买房给首付的钱!”小华表示,他已到而立之年,非常想和未婚妻在武汉安家,但因为他过于迷恋彩票一再拖延婚期。因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小华和未婚妻仅在老家摆了酒席却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他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提醒那些热衷彩票、透支信用卡的人不要再走他的老路。 文/记者 戴维 图/杨涛
[导读]宫本见二病危中忏悔,“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日本战犯在东京审判中接受审理日本战犯重到南京1964年3日6日,最后一批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踏上了归途。4月,我置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狱中两个月,参与写作《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时任所长金源,追忆10年前听取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5月3日传达国家主席毛译东在一次国务院司(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毅然延伸高墙深院的“灵魂再造工程”,组织上千名在押日本战犯分批外出参观,广泛接受社会视听虚实帮教的情景。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本文作者注:原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本文作者注:原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或者是宣统皇帝(本文作者注:爱新觉罗·溥仪),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既然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结果是好的。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于是,战犯们沿着当年铁蹄遗迹,远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个城市的99个单位,留下了一地地追悔与见证的历史记录,踩下了一步步走向新岸的人生脚印。远东审判追忆圣诞前夕问绞在当年民国首都(今南京)参观雨花台,听取参与屠城战犯的自供,日本战争罪人面对全市向30万死难者致哀。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浓笔写道: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日军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市……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害者的尸体……中国人被像兔子似地猎取着……这批关押在今日抚顺的日本战犯被告知,早在1946年5月3日开庭的对东条英机等28人举行的东京审判,受理文字证据4336件,有12个国家的419名证人出庭,有799人书面作证。经过长达两年又7个月的818次开庭审理和131次秘密审理(内部裁定175件),法庭英文速记48412页,日文为10卷千万字以上,最后做出了1231页的书面判决书。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与自杀未遂的甲级战犯、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一起,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法庭上,这个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他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支,由两名宪兵扶持,始得拖步走出法庭,于1948年圣诞节前夕问绞。7天后,世界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又开始了一个春天。南京审判前,东京审判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举行伯力(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判处日本细菌战犯、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3人25年(废除死刑后的最高刑)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眼前这些当初关押在苏联收容所的次级战犯所不甚知道的,也是他们所不愿意知道的。他们被移交中国后,不想知道也得知道。今天,他们不仅想要知道,而且想要更多地知道。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法庭定谳的判决书宣读了8天时间,堪称“马拉松宣判”。判决书第5章,赫然地以“日本的对华侵略”为题,“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严明指出:这期间,日本出动陆军百万,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百年英、法、德、俄、日、美历次侵华战争兵力的八九倍;(“七·七事变”)后时间连续8年,接近于百年外国侵华战争时间的总和;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总数47%,大城市占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多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寥寥数语不啻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当然,长达千页历历如绘的判决书,也不过只能略录其大端罢了,而种在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此类情状之惨,要远比录存在案的那些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如下:“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日军第三八师团二三○联队一二队三四小队宫本见二在日本病危中忏悔,“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他说,“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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